20世纪30年代，罗香林先生以其扛鼎之作《客家研究导论》，奠定了他在客家学的权威地位，其成就和地位至今难撼。后来者对罗香林的评价开始分化，大多数人尤其是客家人对罗氏大力推崇，无限拔高，对其观点也是毫不怀疑，甚至盲目迷信。而另一部分人则主张应慎待罗氏在客家学上的成就，认为罗氏虽对客家学研究有开山之贡献，然而他的出现同时又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客家研究在长时期整体上的滞后。综合而言，前者实际上是当前客家研究的现状，后者则指出了客家研究存在的问题，但将客家研究滞后原因归咎于罗香林，若不是有意为之，那也完全是“错爱”。其实，作为罗香林先生本人而言，他很早就注意到客家研究中存在的误区，并指出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只不过大家都将注意力集中于罗氏的客家研究观点，而对于他那些针对客家研究上的弊病的真知灼见，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
本文试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以罗香林先生的《客家研究导论》为文本，深入剖析七十多年前罗香林先生的客家情结和问题意识，解读现阶段客家研究的新现象新问题，力图找出合理化、操作性强的方法途径。
一、客家热：热闹背后的隐患
20世纪80年代以来，客家研究再次兴起，并成为一种“客家热”逐渐升温，成为学术界重视的一门显学，特别是在海外客属团体与客籍华侨华人的推动下，各种客家联谊会、研究会等机构相继建立，期刊杂志、新闻报纸大幅刊载，时有新出，学术会议、文章论著也推陈出新，使客家研究掀起一个新的高潮。然而在热潮的背后，也隐藏着不少问题。
首先，强烈的中原情结。客家的中原情结或心态，是客家人强烈的族群意识的体现，也是一种客家在“中心-边缘-中心”挣扎的心路历程，是对中原地正统地位的攀附与回归。当客家人被视为“獠”、“匪”的时候，客家人最需要的是将自己与中原汉文化之间建立起正宗的联系。华夷之分的观念与四个中心——帝王中心/中原中心/汉族中心/儒家中心密切相关。这四个中心之中，只有“中原中心”是硬件，因其地理位置不容改变，其他三中心是软件，因此可为有意图者所编造和杜撰。这使历史上的依附的认同中原正统成为可能。被誉为“中原古汉语活化石”的客家话、追溯根在中原的堂号堂联、谱牒记述的衣冠南渡、聚族而居讲究宗法伦理的宗祠民居等一系列文化符号，以及崇正爱国的精神、强烈的寻根意识被客家人建构并彰显出来。
其次，理论方法的匮乏。目前的客家研究，无论是在深度还是广度上，都没有太大的突破和创新，大多数研究都还在罗香林先生的研究成果上兜圈子，少见有上乘的佳作，尤其是缺乏理论建树和方法的创新。施爱东先生指出，有关客家文化的研究著述近二十年间如天女散花，真正能在理论上有所建树的凤毛麟角。周大鸣先生在给房学嘉、谢剑合著的《围不住的围龙屋》所写的序言中指出了该书的不足，并补充说：“田野调查工作所收集得来的材料必须经过作者的理论思考，才能深刻揭示材料背后所潜在的深层次的社会的真正结构。做田野调查工作的目的就是要找这个潜藏于材料背后的无意识的模式，用模式帮助理解社会结构。”目前的客家研究，显然还没能从这一地方性知识系统中找到一种有助于我们认识更宽泛的泛客家文化的文化模式。客家研究更像是一个自我历史的叙述者，喋喋不休地进行自我描述。
第三，情绪化和功利性。如果说早期的客家研究是在特定的时代背景出于对“反客家”的论说进行反击，其研究成果所体现出来的情绪化、非理性化还尚可理解，不足为怪的话。那么，此后的客家研究却依然存在着主观臆断、情感色彩浓厚的状况，则就偏离了科学研究的主题，越走越远了。其突出表现在，第一是客家的无限扩大化，客家人的范围越来越大，从唐代第一位岭南宰相张九龄，唐宋八大家的曾巩、欧阳修，再到南宋著名民族英雄文天祥，以至几乎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著名人物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等都认定为客家人，甚至将日本学者提出的“没有客家，便没有中国革命”论说捧为佳臬。殊不知，这种过分的扩大化、“泛客论”就等于抹杀了客家，否定了客家。而且这种认识的逻辑最终无非导致“客家”非“客”的尴尬境地。第二是将客家的起源尽量往上追溯，今天你持“东晋说”，明天我就提“三国说”，后天又有人抛出“秦朝说”，仿佛客家的起源越早越好，越古老就越优越。与客家产生时间同时引发出来的另一个问题是关于客家的渊源问题的优越论。把客家说成是纯之又纯的中原血统，源出中原贵胄，是“衣冠”、“士族”之后裔，极力吹嘘与粉饰。客家研究的学术空气和社会环境令人堪忧。
第四，学者的排他性。客家研究学者过分客籍化，是客家研究的又一瓶颈。目前从事客家研究的学者从籍贯来看，确实存在着身份单一化的问题。一位学友在网上写道，那些客家出身的学者由于远离故乡，也由于中国文人习惯书斋的学问方式对客家的研究总是偏向历史主义和伊甸园般的情结，仿佛只有客家故地才是一个保持得比较纯净的、未被现代文明迅速同化的桃花园。仿佛只有客家故地才是一个保持得比较纯净的、未被现代文明迅速同化的桃花园。于是客家人不得不将自己和中原汉文化建立起正宗的联系，来试图澄明自己血缘的纯正和高贵，客家籍本土学者对此更是津津乐道。而今天这种种偏颇继续被人们当作真理传扬。施爱东先生认为，这些客籍与准客籍学者似乎很难摆脱客家人常有的文化自豪感和自我颂扬的姿态。他们似乎极力地在把客家文化与种种主流的“美德”文化进行简单的粘合，极力挖掘客家文化培养出来的政治、文化名人，以客家品质作为原点，进行封闭叙事，试图建立客家文化中的主流文化，并以此淹没现实的、普通的、作为边缘存在的客家民众的生存状态。这是一种新的文化霸权的构筑过程。更为严重的是，原本力量不强的客家研究队伍还有着明显的分化倾向，研究力量分化，山头林立，壁垒森严，各自为阵，难以整合。
二、客家研究滞后原因
客家研究的非理性和功利主义倾向，以及客家文化内涵的研究停留在一般化，其原因是什么？我想主要在于研究者没有从罗香林先生因历史局限而产生的对客家研究欠缺中走出来。
客家研究自一产生，就带有深厚的政治性、功利性的色彩，这使它与其他学科研究有着显著区别。此期的客家研究因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而格外为世人所关注，一则为太平天国起义，二则为广东西路六邑土客大械斗，三则是当时不少社会人士出于偏见、轻蔑、误解与无知而造成对客家有意或无意的污蔑与中伤，在口头或书面上称客家人为“客贼”、“犭客”、“非汉种，亦非粤种”、“退化、野蛮部落之民”，等等，极大地震动、刺激了客家人，引起了广大客家人的强烈不满与反对。当时客家人中的一批贤达人士纷纷撰文著书，为客家人正名立论。土客矛盾从械斗开始转变为笔战，大批客家知识精英以笔为旗，撰述客家历史和文化。
1905年，清末回梅州定居的黄遵宪以及从台湾回祖籍梅州蕉岭的丘逢甲等客家知名人士，在黄遵宪住地“人境庐”成立“客家研究会”，严厉驳斥上述的奇谈怪论，申明客家“根在中原”，是中原南迁的“汉人”。1906年，晚清嘉应州三大诗人之一、兴宁名士胡曦撰刊《广东民族考》一书，论证客家来自中原河洛，是汉族一支。1907—1909年大埔人邹鲁撰《汉族客福考》一文，论证客家与中原汉人同祖同宗同源。此外梅县人钟用和撰《客家源流》、大埔人温廷敬还实地调查而撰《客家非汉族驳辩》。1921—1930年，赖际熙、刘友梅、林翊球等人在香港成立崇正总会，并串连汕头、上海、广州客家名流，批评商务印书馆《世界地理》把客家说为“退化部落”。并编撰《崇正同人系谱》一书，从源流、氏族、言语言、礼俗、人物、艺文等方面论述客家。此外如张资平《粤客音之比较》、古直《客人对》、罗霭其《客方言》等，多角度地申明客家来自中原。1933年，罗香林先生《客家研究导论》一书出版，该书被当代学者认为是客家研究的集大成专著。罗香林被海内外客界公认为是客家研究权威。《客家研究导论》、《客家源流考》等书的出版，对于消除历史误会、制止土客械斗、振奋客家精神，无疑是起了重要作用。
但另一方面也应看到，这些早期的研究对后来的客家研究长时期在非理性的路途徘徊埋下了伏笔，成为其潜伏的隐患。这集中表现在宣扬客家血缘的正统性和客家的优良精神。例如对于客家精神的论述，与国人相比，同期的外国人士更是称赞有加，给予了很高评价甚至过分的夸奖、溢美之辞。尤其是对于客家妇女、客家教育、客家斗争精神大肆宣扬，诸如：“中国最卫生、勤劳和进化的民族”（史禄国语）、“客家人是刚柔相济，既刚毅又仁爱的民族，而客家妇女，更是中国最优美的劳动妇女的典型，客家民族犹如牛乳中之乳酪”（英国人哀德尔语）、“客家是中国最优秀民族，客家精神是中国的革命精神”（日本人山口县造语）。诸如此类的夸大化的溢美之辞，日后常为客家研究者引用，成为他们头脑中客家文化独树一帜的思想源泉。其实以外国传教士为代表的海外客家研究者的评论是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及用意的，关于这一点，早有专家学者有了明确认识。日本学者中川学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当时入侵中国的欧洲人，……看到土客对立有利可图，便把已经遭受挫折的客家称赞为‘血统纯正的汉民族’，借此激化汉民族与少数民族的对立情绪，从而削弱中国人团结成一个整体从事抵抗的力量，并进而使之四分五裂。他们站在最前线，满脸堆笑，赞不绝口，实际上是在构筑残酷的思想体系，这才是从上半后期到本世纪初欧美人的客家研究的历史本质。”
客观地说，早期的客家学者，他们所持观点是具体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下的产物。中川学、周达生和陈运栋等后来的客家学者认识到，罗氏批驳对客家人的蔑视以及与此有关的资料，在当时是一定道理的。罗香林的客家观，是对抗当时一些“客家非汉族说”和“客家为汉族与苗、瑶、壮、畲等族的混血种说”而来的。罗香林等客家学者当时为了批驳对客家民系的污蔑，在正本清源上下了很大功夫，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是，真理往往往前一步就成了谬误。由于过于追求正本清源，力图求证客家人是纯粹的汉民族、客家文化是纯粹的中原文化，这就自觉不自觉忽略客家先民在迁移过程中，观念与习惯不得不受到新环境的挑战，因而不得不有许多变通与修改。这种忽略而造成的欠缺，影响了后来许多客家研究学者，使他们在研究客家文化中也自觉不自觉地搞“直接瞄准”，把客家文化与中原文化直接对应，把论证客家文化就是中原文化作为研究的出发点与归宿点，甚至于把客家文化与中原文化完全等同起来。中原文化是南迁各民系的母体文化，中原文化的特点自然就成为各民系文化的共同属性。共性存在于个性之中，没有个性就没有共性。因此，要善于从共性把握中去把握个性，也要善于从个性把握中去把握共性。
三、深化客家研究的途径
当今客家研究热潮日益升温，成为学术界研究的一大热点和显学。这原本是个好事，然而随着恳亲会友、商贸洽谈、寻根祭祖等主题的客家活动一浪高过一浪，客家学术研究面临的问题也越来越多，弊端也越来越明显。客家研究逐渐朝情绪化、功利性等不良方向发展。这些问题有些是老毛病，有些则是新问题。然而当今的一班客家学者，在谈到客家研究的成果如何如何时，便抬出罗香林先生，奉为精神领袖。却对罗香林先生指出的问题避而不谈，视而不见。这种态度和取向实际是客家研究的弊病，是致命的硬伤。只有下大力气破除障碍，客家研究才能拨开云雾见晴天，才能深化发展。
第一， 研究立场要理性化。客家研究存在的对于客家文化的美化和强烈的族群意识以及过分情绪化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罗香林先生对此早就有清醒的认识。例如罗香林先生曾批评以往客家研究的偏颇和美化。“（西方学子的探索）然大率皆零零星星，不能将客家风俗为一个有系统的载述；客家学子，则往往有意为己系粉饰，每谓客家风俗如何合于古道，如何‘完冕文明’。结果，反将一部分所以寄托其民族意识的风俗，弄得糊混不清。”（第21页）客家研究上的非理性和唯美化倾向，亦为后来学者所诟病，如汪祖德、陈支平等人。
第二，研究队伍要多元化。要鼓励和欢迎国内外广大非客家籍贯的学者加入客家研究阵营。毫无疑问，现在从事客家研究以客籍学者居多。客家人研究客家文化，自然有其本文化的优势，如客家话的熟捻、社会氛围的浸淫，文化习俗的习得，等等，都为其后的研究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但同时也应该看到，客家人研究客家，容易犯局内人高视、无视或忽视局内事的通病。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尤其对于客家这样一个族群意识强烈的族群而言，非客籍学者之类的局外人可能会更客观公正，看问题也更清楚明白些。这种非客籍人士的“加盟”，有利于改变了以往客家人研究客家的单一局面，有利于客家研究朝着更加客观、更加理性的方向前进。
第三，学科和方法要多样化。由于客家研究起源于历史学，而且一直以来，无论是客家研究的学者还是研究理论与方法均多出自于历史学科，它对于客家研究虽有足够的重要性，但并不意味着客家研究仅限于此。实际上，文化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对于客家研究的意义同样重要。例如文化人类学关于某一族群的起源发展、语言、习俗、宗教、经济等问题，就是客家研究的主要内容。又如，文化人类学的文化相对论，主位和客位研究法等基本理论，对于深化客家研究，引导客家研究走向理性化，具有很大的指导作用。据台湾清华大学的罗烈师先生的研究表明，二十年来台湾的客家研究之所以取得了丰硕成果，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注重不同学科的交叉和融合。台湾地地区近二十年来以客家主题的硕博论文就达129篇，这些论文分别来自于台湾各大院校系所，涵盖了语言学、文学、地理学、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建筑学等诸多学科。可见，客家研究显然不属于任何一门传统学科，因此，跨系所跨学科的整合研究已经是势在必行。
在具体研究方法上，客家研究多强调从正史典籍、地方史志、族谱家史、碑铭石刻、民间科仪等文献材料入手。引经据典，旁征博引，历来为学术界所重视，其作用亦不容轻视。然而正史的缺失，族谱家乘的失真，碑刻科仪的湮没，给客家研究带来很大困难。而强调亲身参与的田野调查是深入认识客家文化不可必缺的手段。特别是对于文献资料少有记载的客家民间信仰、宗族社会、习俗等，只有通过诸多的田野调查个案，掌握第一手材料才能达到目的。认识、探讨一个民族或民系文化，需把握其特点而作为拓深的一个突破口。又如，注重比较法的运用。有比较才有鉴别。比较中容易找出不同点。特点从何而来？如何显见？关键在于比较。比较方法有二：一是本民族或民系文化与其他民族或民系文化进行比较：二是本民族或民系文化内部进行比较。前者是区分与辨别己文化与他文化的关键，而后者则是突显己文化内涵与实质的根本。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作为南迁汉民族的客家民系、广州民系、潮州民系等等都是炎黄子孙，在血缘上是没有区别的，只能从语言上、风俗习惯上、认同感加以区别。 “客家人开埠，广州人旺埠，潮州人占埠”。这谚语不一定科学，但多少区别出了这三个民系文化的个性。
第四，要摒除狭隘的地域门户之见。整合现有研究力量，推陈出新。现在的客家学界，有一股不好的风气：各客家地区之间各自为阵，各立山头，搞山头主义，山大王心态严重。从“客家中心”到“客家母亲河”再到“客家祖地”、“客家大本营”的不休争论，逐渐导致了学术阵营的分化。在研讨会，各自吹捧本省本地的客家如何如何。甚至有的省市召开客家学研讨会，竟然不邀请相关省市的客家学者参加，大搞“一省一市一言堂”。这种不健康的学术空气不仅不利于客家研究的发展，而且还破坏了学术环境。罗香林先生曾指出，“‘客家研究’是一个极其繁重的工作，任是何人都没法一手包办。以后这门学问能否‘发扬光大’纯视一般研究客家问题的人能否‘分工合作’。这编导论只是报告一点关于个人研究客家问题的短短经过而已，其中不能解决的问题，还不知究有多少。”（第21页）作为奠基人的罗香林尚且谦谦如此，其诤言尤让吾等后来者深思和反省。
第五，埋头苦干，多做实事，夯实客家研究的学科基础。在客家研究的另一个隐患在于，空谈清议多，埋头实干少。眼下的客家研究问题不在于冷清，不热闹，恰恰相反，这股“客家热”被炒得过热，过火，并演化为一股浮躁的风气，向着不健康、不正确的方向发展。因此当务之急，在于多做扎实的实际工作，多收集各种文献和口述资料，少谈些纠缠不清的问题，不要拘泥于客家源流的考订，少进行浮躁的争论。目前尤其要大力开展客家文化的田野调查工作，抢救、保存文化和实物。在客家地区从事多年研究的法国远东学院的劳格文博士，就把“抢救客家民间文化”作为其主持的“客家传统社会结构与原动力”课题研究的主旨。大陆学者中除与劳格文博士合格研究的房学嘉、杨彦杰等人外，在客家研究中充分重视田野调查的人并不多。而充分利用田野资料研究的人更是少之又少，周大鸣先生认为，这方面做得比较好的有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的黄淑娉教授和何国强博士。前者主编《广东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和《研究报告集》，后者独著的《围屋里的宗族社会——广东客家族群生计模式研究》，均是基于扎实田野调查之上的力作。周大鸣教授对于客家研究亦有所贡献，他曾主持“汉的重新思考”课题，其子课题之一便是“潮客文化与族群互动”，他组织一批客家研究学者，运用历史人类学理论方法，对客家地区的历史文化特别是宗族进行过较深入的研究。其成果集中见于《当代华南的宗族与社会》一书，它既注重详尽深入的个案研究，又强调理论性探讨和对现实问题的关切，既具有学术价值，又具有现实指导意义，是对当代华南宗族研究较全面和系统的一部著作。正是这些不博风头、不赶潮流的有份量的成果，才为客家研究在学术界争得一席之地，发出难得真正学术的声音。但我们要看到，这样的成果还太少太少，客家研究只有少说多做，长期积累，聚少成多，才能蔚为大观。
在具体的研究方面，要找准一个突破口。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在许多矛盾中其中必有一个主要矛盾，抓住这个起决定性作用的主要矛盾，其它矛盾就可以迎刃而解。哪里是它的突破口呢？我认为这突破口应该放在客家文化和族群性上。通俗地说，也就是要把握客家文化的个性，以及其产生的缘由和影响。客家文化和族群互动研究如果能得到深化，客家其它问题的研究也就容易带动起来。台湾中央研究院的庄英章教授主张，客家学研究要从族群互动的角度出发。既强调贯时性的历史社会变迁探讨。客家社会的特殊性在于一方面长期与少数民族维持密切的互动，另方面在族群意识上又坚称自我为汉族之血统精粹，两种不同张力拉锯形成了客家文化。因此必须从族群互动的角度，探讨客家社会在不同区域发展的族群关系与历史文化过程。族群认同：同时性的社会结构分析。客家族群到底透过哪种特殊的文化逻辑来选取他们所认为的特色，成为一种文化认同。关于这一点，罗香林先生在《客家研究导论》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吾人研究客家问题的使命，不仅在于探索客家民系的属性，而尤在于找出了他的属性后，再进而考核由此属性所产生的势力和影响。前此中西人士之言客家问题者，均因有别的关系，未能注意及此。”
